12月8日，白求恩在给聂荣臻司令员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一条建议：最好把各部队团以下的卫生工作人员和医生集中到后方医院来，开一个速成班。

白求恩的建议得到了军区领导的赞同。随着各项准备工作的就绪，办速成班的日期确定下来。这个速成班被命名为“特种外科实习周”。“实习周”主要是抽调团以下医疗单位的卫生工作人员来参加，：后来又吸收了一部分分区、旅卫生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。三五九旅派来参加“实习周”的是卫生部政委兼医务主任潘世征，而正是他，一个多月前给白求恩留下了“坏”印象。

那是11月20日的事。那天，白求恩在病房检查伤员时，发现一名上肢负伤的伤员由于处理不当，没有及时上夹板，右臂已经变形，一块犬牙状的长骨露在外面，骨端断口发黑，伤口散发着糜烂的恶臭。

白求恩十分生气地质问：“这是谁干的事?”

问了一声，没人回答，又问了第二声，潘主任走上前欲言又止。

“是你?”白求恩既惊奇又恼火。一个旅的医务主任干出这种事来，显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。白求恩严厉地批评说：“你为什么不给他上夹板?你知道你面前躺着的是什么人?这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士，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精锐，是我们亲爱的同志。你的这种行为是不能允许的!”

站在一旁的旅卫生部部长想解释一下，潘主任制止了他，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。伤员的右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截肢了。直到晚上，白求恩还在生气地说：“我要报告旅长。假使一个连长丢了一挺机关枪，不用说是要挨批评的。枪还可以从敌人手里缴获，可是失掉了一个战士的臂膀，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!”

这件事使白求恩认为潘世征是一个不懂装懂、不负责任的干部，实习周是不能接收这样的干部来学习的，因此，在1939年1月3日，实习周开始的这天中午，白求恩一见来报到的学员里有潘主任，便惊奇地说了一句：“你?你怎么也来啦?”没容得潘主任说话，白求恩就毫不客气地说：“请你回去告诉旅长同志，我认为他派你来参加实习周是错误的，我不能接收你这样的学生。”

潘世征没想到白求恩记他的账，有点儿想不通：为什么不接受我呢?是因为我的技术基础不好吗?不会，白求恩对于技术不好的同志从来都是热情帮助的。是因为自己的工作不好吗?也不会。这些年来，自己因为爱护伤员还立过功，评过模范。白求恩对他的态度使他闷闷不乐。

这天晚饭后，参加实习周的同志被召集到院务委员会开动员会。潘世征跟在大家后面，最后一个走进会场，听白求恩作动员：

“这次实习周采取一种新的学习方法。实习周分为卫生员、护士、军医三组，三个组的同志每天轮换。对于我们这支军队来说，会打枪的人是不是就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八路军的战士呢?不一定。同样，一个掌握了技术的人也不一定称得起八路军的军医。我们的军医还得具备一个重要条件：为伤员热忱服务的精神。所以，要请你们做卫生员的工作，学会照料我们的伤员。实行这种训练办法还在于许多都是领导干部，请你们抬担架，洗器械，给伤员喂饭、换药，是为了使你们知道你的下级每天都做些什么。只有知道他们做些什么，你才有资格指导他怎么做。”

动员一结束，学员们被编成了三个大组。潘世征暂时被分到卫生员组。

紧张的实习开始了，潘世征负责四号病房。他一会儿给伤员打针服药，一会儿清整病房。伤员们怎么也认不出，这个热情勤快的卫生员会是旅卫生部的政委兼医务主任。

中午，白求恩带着医生组的同志们来检查病房，看到这个整洁舒适的环境，听着伤员们的一致称赞，他很满意。恰巧，潘主任提着便盆进来了，白求恩一见，有点儿不悦。

在一旁的叶青山部长忙解释说：“我要他留下来试试。”

白求恩点点头，问：“这个病房是你管的?”

潘主任答道：“是我。”

下午，白求恩又特地到潘世征负责的病房去了一趟。潘世征正在帮助一个伤员练习功能恢复。伤员拖着僵硬的腿，伏在潘世征的肩头艰难地行走。虽然是严冬，两个人的头上都冒着热气，看到这些，白求恩露出了微笑。

晚间，全体学员集合，听白求恩讲颅脑手术。白求恩把病变定位、手术步骤、注意事项，一一讲完后，又把一张局部解剖图挂在黑板上，让大家临摹下来。在学员们画图的时候，他特意来到潘世征身旁。潘世征的笔记详细记下了讲课的内容，清晰地画出了复杂的标图。看着这份笔记，白求恩不由得伸出手，拍拍他的肩头。

第二天，各组学员轮换了，潘主任参加了医生组的实习，跟着白求恩来到手术室。手术台上躺着一位兵工厂的同志，他在进行试验时把手炸伤了，需要做切除。白求恩指定这个手术由潘世征做，自己当助手。

这个决定是潘世征没想到的。他镇静了片刻，接过手术刀，在十几双眼睛注视下开始了手术。不要看潘世征满手老茧，做起手术来，他的动作异常灵巧，在场的人们都很佩服。

白求恩越发疑惑了。这样一个热爱伤员，精通技术的同志，怎么会犯那种错误呢?他不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，也不像一个不懂装懂的人。可是一个多月前的那件事是他亲眼看到的呀!

董越千看出白求恩的疑问，在从手术室返回时，他向白求恩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，特别讲述了那次事故的真情：“那个伤员并不是潘主任处理的，你见到他的时候，伤员刚从前线抬下来。”

“他为什么不申辩呢?如果讲清了，我不会对他那么不客气的。”

“他认为你的批评并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，而是对整个旅的卫生工作。他是医务主任，是卫生部的政委，自然应当负起责任来。你没见王旅长也是很重视你的批评吗?他为什么要陪你一夜，看你手术呢?就是想多听听你的意见，借你的批评，对全旅卫生工作进行一番整顿。卫生部领导也有这个想法，事后，潘主任追查了这件事，对那个团里的卫生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，他自己又到旅长那里作了深刻检讨。”

白求恩又感动，又后悔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董越千接着告诉白求恩，潘世征一家祖孙几代人都是当长工的。他八岁那年就到地主家干活。按说正是上学的时候，可他得一天到晚光着脚在外边跑。夏天身上晒脱了皮，冬天脚上冻起了疮，就这样还得挨打挨饿。十三岁那年，他从地主家偷偷地跑到山里参加了红军。先是当勤务员，首长们每天教他认几个字，慢慢能写自己的名字了，党组织又把他送到后方医院当卫生员。在那里，他才开始学起文化，然后当上了护士班长。接着他就开始请医生们给他把药品的拉丁文名称写下来，用中文注音。有人认为他在开玩笑，但是他却一个人在晚上学习这些外国字……直到把它们全部记牢。然后他就在手术室留心看医生们工作，逐渐地积累经验而成了外科医生。

听完董越千的讲述，白求恩沉思了很久。他在心里咒骂自己，为什么就不知道呢?

以后的几天中，白求恩恨不得把自己的技术一下子都教给潘世征。他手把手地教潘世征做手术，耐心地帮助他整理手术图谱，一遍又一遍地给他讲解那些高、难、深的理论……

实习周结束的头一天晚上，白求恩交给潘世征一封信，是写给王震旅长的。大意是：过去，我对中国缺乏了解，特别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惊人奇迹，我知道得太少了。通过潘世征这件事，我受到了教育，使我进一步深刻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战士。